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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网通与SP企业的收费乱象

发布时间:2021-01-22 04:38:04 阅读: 来源:不锈钢板厂家

如果一个企业不能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来规范自己及其相关联利益企业的行为,无论这样企业做得多大,最终都会被市场无情的抛弃。

“180元钱的信息费,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扣了。”《法人》的工作人员于先生指着上个月的电话缴费单不满地说,“如果说我打了这个信息电话,那我自认倒霉,但事实上我没有打,却被北京网通套上莫须有的罪名,你说我冤不冤?”

从电话缴费单上看到,于先生所在办公室六月份电话话费总计253.33元,其中仅是信息费一项便消费了180元。

于先生告诉《法人》记者,6月28日,他所在办公室的电话在同一天的很短间隔内两次订购了名为“彩信串串烧”的娱乐业务,两次服务均为包月的,包月费用为90元。只要有人用电话拨通这些娱乐服务业务的服务代码号,则业务立刻被订购,不需要其他手续。但前提是如果要订购这项服务,必须有人拨打这个电话。巧合的是那天是个星期六,单位里的人全都休息。于先生所用的这个电话究竟是怎么成功订购这两次服务的,除了网通,或是其接入和代收费SP企业(即信息服务业务提供者)外,没有人能说清楚。

莫名其妙,中了圈套

于是,于先生拨通了北京网通的电话,北京网通认为,提供服务的SP企业能很好地说明问题。于是他又把电话打给北京网通的SP企业——北京畅捷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称,于先生办公室的电话于6月28日晚21:40和21:41分别拨通了上述业务的订购热线,并成功地进行了订购。

对于这家SP企业的回答,于先生感到很疑惑,“6月28号那天是周末,我上午10点左右去参加同事的婚宴,参加完婚宴后,由于是周末,我下午3点就回到了家里,此后再也没回过单位。除非是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人潜入办公室打了电话,否则拨打电话这一动作无法实现。因为28号那天根本没人在办公室,怎么会有人拨了订购电话?况且订一个也就算了,2分钟内连续拨打两个订购电话,这也太不正常了。”

《法人》记者看到了那份话单,话单显示不仅仅是于先生,另一办公室的尾数为2560的电话也订购了“彩信串串烧”的业务,而该办公室的刘女士也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

当事人毫不知情,也没人拨打过订购电话,这些业务又是怎么被订购的呢?

对此,北京网通给于先生的答复是,如果于先生反应的情况属实,北京网通方面将责令这个服务号码的持有人——北京畅捷科技有限公司把钱如数退还给于先生。同时,北京网通分公司许诺,在最多一个星期的时间内查清并解决此事。话虽如此,中国银行的催费单这时也已经到了于先生手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于先生只好一边允许银行从《法人》的帐户上把电话费划出去,一边等待北京网通的回复。可是,到目前为止,距北京网通给于先生承诺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了,网通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这并不仅仅是180元钱的问题,它给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影响,更容易让别的同事对我产生误会。”谈及此事对于先生的影响时,于先生颇有些不满,“这个问题不是SP企业一方的问题,如果他们都认真一点,就有可能不会出现上述问题了。”

五拨热线

究竟是北京网通公司在为消费者服务过程中的管理失误,还是SP企业擅自给客户开通收费业务?这其中有许多谜团待解。

《法人》记者带着完整的采访手续,试图到北京网通的办公地一探究竟,网通的工作人员说,要问为他们提供服务的SP企业北京畅捷科技有限公司才能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北京畅捷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于先生的房间里肯定拨出去过这两个服务号码。即使不是于先生拨的,也肯定是别人用他的电话拨的。当《法人》记者把于先生的陈述转给这名工作人员时,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他们扣错款了,他们会通知网通,把扣掉的钱给返回来。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法人》记者拨通了北京网通的客服热线10060,对客服人员提出想要对其相关部门进行采访后,接线员便要求《法人》记者把详细的采访提纲以传真的形式先发到网通客服,客服查验后才能把采访提纲递交给专管新闻采访的部门。

《法人》记者当即向北京市网通公司发去了盖有《法人》公章的采访函,并在采访函里附上了联系方式和相关记者的记者证号。可采访函发出30个余小时后,北京网通仍没有任何回复。

此后《法人》记者连续两次拨通了网通投诉热线,却均被接线员告之并没有收到采访函,要求《法人》记者重新发送。无奈之下,《法人》记者在发送了第三份采访函后再次拨通了北京网通投诉热线,经过双方的交涉,接线员又提供给《法人》记者另一个传真号码,并告之传真发出后再打来电话确认。

终于,当《法人》记者第五次接通了北京网通的客服热线后,接线员告诉《法人》记者已经收到采访函,但由于缺少相关记者证的复印件,客服还是不能把采访函递交给相关部门,要求《法人》记者把记者证复印后再以传真的形式发给网通客服,并解释说这是公司内部的规定,采访提纲,记者证缺一不可,否则便不递交采访资料。

五次通话中,《法人》记者不止一次的问起北京网通相关部门的电话,要求直接联系,均被网通工作人员以不方便说为理由加以拒绝。当问起如果采访所需文件齐全,要多久才能回复时,得到的答案仍是不确定。

后来,《法人》记者又带着全部的采访手续及证件再一次来到北京网通办公大楼,要求对此事进一步采访。

但截止本刊发稿时,北京网通方面未能就本刊的采访要求给予正面的回应。

收费乱象的背后

虽然北京网通没有给予《法人》记者一个明确的说法,但通过电信行业内的专业人士,《法人》记者还是了解到SP企业与北京网通的大致合作方式。

“在整个利益链条上,简单来说有三个环节:CP 、SP和运营商。CP是指内容提供商,SP是指服务提供商,而像网通、移动、联通等统称运营商。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一个比喻来说明:CP是农户种出水果,SP是商贩,商贩把水果出售给超市,超市就是运营商,运营商再通过超市的售货台卖给用户。”潘小帆(化名)对《法人》记者说。潘从事SP业多年,是业界资深专家。

目前有60余家SP企业与网通有合作,他们的业务内容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小灵通短信服务,二是互联网内容提供服务,三是声讯服务,于先生的那两个号码就属于第三类,这三类增值业务约占北京网通主营收入的20%左右,由此可见,增值业务利润丰厚,市场空间巨大。“这样一个市场背景下,任何运营商都不会放弃对增值业务的拓展,但是运营商没有精力来做这些业务的内容以及开发这种服务,那么他们必然会找其他专业公司来合作,在一定利润比例下达成合作,有约定的利益,也有违反合同所应受到的处罚。”说这番话的是张天意,他所在的公司在增值业务方面与北京网通有着很好的合作。

“SP与运营商在签订合同时都会有一个模板,如SP与网通合作时,对于收益的分配一般是五五分。但是根据具体的业务,双方在谈判的时候会做博弈,再达成双方满意的比例。而且不同的省份利益分配比例有所不同。”潘小帆说,“根据业务和合作方式、业务的成熟度等等进行利益分配,有时网通拿大头,有时SP拿大头,如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或者更细更具体。如果占用网通的资源多一点的话,那么是网通拿大头,如果SP的业务很新,网通这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资源,那么就是SP拿大头。”

“网通这样的运营商在这个链条上的身份很有趣,他不仅仅是一个合作者,同时也是一个掌柜,他有权力挑选合作者,因为必须通过他的‘柜台’把业务卖给用户;他同时是一个督察,监察SP的操作是否守规,那么,它又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种督察是否公正呢?另外很矛盾的是,当SP违规操作后得到的利益,不管运营商对此的态度如何,他都参与这些违规利益的分成。好像执法者受贿一样。所以监管的公平性时常受到SP及用户的质疑。”潘小帆说。

在本文成稿的时候,《法人》记者注意到2006年的一条消息:在当年的八、九月份,北京网通、北京移动、北京联通等246家通信企业签署了《北京市无线移动服务行业自律公约》,公约特别提及,北京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对用户的申诉填写用户申诉单,经调查核实有违反自律公约的企业要进行公开通报批评;一年内被二次通报的企业,自律公司执行机构可建议提供接入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停止接入;违约情节严重者,自律公约执行机构可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行政处罚的建议。

时过两年了,这种增值业务乱收费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

SP企业在自律的同时,像北京网通这样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能否作出一个表率,在做大企业的同时,把自己的公信力展示出来,因为市场认可你的,不仅仅是大品牌,而是持久的服务意识,做不好,也同样面临着被市场淘汰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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